cirericire

轉錄原文：

http://commentshk.blogspot.com/2011/12/blog-post_9193.html

看了梁文道寫的一篇長文。

我不太喜歡用甚麼”如遭雷擊”之類的字眼去形容看了甚麼好文章之後的感受，因為那聽來總顯得誇大。

我寧願用來形容一篇好漫畫。

但看完之後，我真的想了很久，老半天不說話。

他提到我們這一代的年輕人(所謂的七年級，或是文中的80後)，以及在下一代(我們所謂的8年級，或是他們所謂的90後)

他提到了我們的年輕，以及”上一代”們的年輕。其間在根本上的不同，以及這種種不同所體現出的，

對生活規畫、對未來、社會、政治的看法，以及相應作為。

我們想要不一樣，想要叛逆、想背對著當初也曾年輕的父母，以及他們所說的道理。

但我們真那麼不一樣嗎？真的有所麼具體的作為？真的能夠”破而後立”？

其實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

尤其是，我們手中的物質享受，很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富裕。

於是，我們的夢想，是否就像是文中所寫的，開始跳脫對於財富的累積、學歷及地位的追求？

我們開始這樣期望自己：活得健康一點、看得多一點。去更多地方，去得更遠。

於是，財富的累積開始為著不同的目的。

很可能是，為了去某個地方玩而花光半年的積蓄。

為了可以去埃及、死海、古巴、(順便親吻當地的100個白種帥哥)而找一個工時彈性較大而升遷機會較小的職位。

這很可能是，(如果粗略一點的無限上綱的話)一種”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

(那是我們真的這麼希望呢？還是我們被誠品、星巴克、國家地理頻道這麼教育著呢？當我們有了再下一代，

 不再考慮自己而已，想法會不會改變？)

在台灣和香港，社會發展可能已經是鐘型曲線的peak了，正準備衰退了，於是價值觀也應運改變了。

那麼，中國呢？

我們這一代的台灣年輕人，似乎很難擺脫一種對中國的負面情結。

我們之中的部分甚至將這兩個字視為毒蛇猛獸般的taboo，直觀且反射性地避諱著，假裝他們不在那地圖上明顯而巨大的位置上。

認為他們是粗劣的文化，是不禮貌的小鬼，是有毒的奶粉和保險套、是便宜的盜版光碟和包包。

在很多層面來說，這樣簡化的觀感或許都未必是錯的，而且其來有自。

但這樣的看法，儘管未必是錯的，卻仍然過於簡化。

這樣看待他們的我們，可能忘記去思考他們的發展和未來。

(想起前一陣子吵的鬧哄哄的花蓮環型劇場。具某位友人的說法，這是對於中國的設施一次不高明的模仿。

 透過facebook，許多對於這個看法的回應則常是：中國人有甚麼好模仿的。 我想這說明了相當部分的台灣人心中的想法。

 而的確，中國或許不是一個很好的效法對象。

 但卻可能很應該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研究對象。)

我們可能忘記了，20年前的日本人多半就是這樣看我們的，再更早一點，英國也是這樣看美國的，很可能到現在都是如此。

想到了Flying Geese Parodigm，這很可能只是一個國與國之間技術動態轉移的過程而已，

只不過透過轉移而提升的不只是技術，而是社會本身的品質。

就像是Alexander Werdt 的Constructivism所說的，國際間的典範、意識型態，是會如此diffuse的。

在梁文道的文章裡也提到，現在的80、90後的大陸年輕人，滿類似當年(10~20年前)的香港、台灣的年輕人，

對自己，對社會，對經濟走勢抱有正面的期望。

仔細想想，畢竟還是有些差異的。

畢竟，當現在的香港、台灣人開始有了新的效用排序，乃至效用的定義時，橫向的norm diffusion

總是比隨著時間縱向的價值觀質變來得更即時、更快速。

所以現在的中國80後、90後年輕人未必也就僅僅類似於當年滿足於並且追求著物質的累積、

(階梯式向上爬地排序效用)的香港和台灣了。

但也正如同文中所說，此刻的中國年青人，不再如同20年前的年輕人那樣不自由了。

起碼，在所謂的”具中國特徵的”市場經濟之中，消費是自由的，起碼，比起以前自由了太多太多。

而言論的自由、思想的自由，的確在很大程度上都不如台灣。

不過，真正關注一些敏感政治、民運議題的年輕人，很抱歉地，還是在少數。

其他多數的小朋友，對於艾未未、西藏、茉莉花的關心，遠小於對於康熙來了、iphone4s的了解。

因為消費選擇的自由和消費限制的放寬讓多數年輕人學會了現代社會的普騙特徵：漠不關心。

不然你想怎樣呢？台港的年輕人不也如此，日、美、英，亦復如是。

該文中也提到了，香港出現了年輕人組成的社會團體(round table)，其中的成員被延攬成為當地的政府官員。

想起了某位網路名人對於現今台灣政壇的老年化，以及年輕人之所以不關心政治的感嘆。

但或許正如梁文道感嘆的，真要這些年輕人提出甚麼創見的時候，所提的還是那些老生常談。   

“我們呼喚年輕人，年輕人也出來了。但他們也說不出甚麼新東西。唯一標榜的只能是年輕。”

但是，文中再次強調：”年紀的長幼和議題的新舊是兩回事”

我們可能著迷於fb，youtube，發現這些創辦人一個比一個年輕，但是，年輕的人不一定就有新穎而獨到的想法。

這還是科技。而社會的改革乃至於價值觀的質變，更加需要眾人的接受，需要時間。

(當我們驚訝於北歐某些國家的新元首居然是女性、首長居然是同志的時候，

覺得這真是新穎啊真先進，卻忽略了那位元首/首長其實年領已然不小，50多歲了。他們只是少數，未必新穎，當然更未必年輕。)

至少，我們必須同意，政治乃至於社會的改革，並不容易。

當然也絕非不可能。

文中引用德國社會學家烏里希．貝克的說法：第二次的現代化是對第一次現代化的改革。

或者應該說，每一次的現代化都是對上一次的現代化的改革。

藉此，社會普遍認同的效用排序，慢慢的改變。

我們會開始重視生活品質，綠色GDP，想去遙遠的國家住一段時間，開一間有特色的小店、搞地下樂團，直到六十歲。

我想這樣的逐步改變，或許才是我們，乃至於社會，此刻乃至於未來，演進的過程和途徑。

不管我們身處何處。